迷失卡萨布兰卡

我在马拉喀什一共待了四天,中间拿了一天去卡萨布兰卡。

马拉喀什是个魔幻的古城,密密麻麻的红色夯土房中间有着曲曲折折的阿拉伯市场和小巷。 一扇破旧的马蹄形拱门后面可能是一处阔大的皮革市场的天井,一处幽深茂密、玫瑰盛开、有着喷泉和泳池的花园, 或是隐秘的贴着马赛克瓷砖的西班牙庭院。这些红土房屋的屋顶几乎都是平坦的露台,整个城市看起来贫瘠又干燥,然而也会偶遇三角梅浓艳得像晚霞一般掩映着橄榄树的街角。每晚都有阵雨,雷声从阿特拉斯雪山和沙漠深处传来;白天低垂的行云如同羊群游牧,日色竟如烛台般让书页明明暗暗。

我在古城里淘了几对手形的旧银耳环和一枚戒指,午后在“摩洛哥女性博物馆”的露台上打尖儿。为我斟薄荷茶的少女告诉我,那坠子的形状叫做“法蒂玛之手”,法蒂玛是先知的女儿,她主持建立了清真寺、又鼓励女子看书。她随后面露怯色地告诉我,她觉得我很美。那露台上只有我们俩和一位穿着黑纱的老妇人,我们要那妇人替我们拍一张合照,她微笑着、颤颤巍巍地拿着手机捣鼓一番,良久我们才发觉她拍成了视频,微风吹动着那少女的头巾和我没有梳拢到耳后的碎发,那持久而自然的笑意让人错觉我们已相识多年。她才是如同《一千零一夜》插画里走出来的美人,高挑而修长,她的脸那么小,眉线分明,上下眼睑睫毛浓密得如同画了全包眼线,她笑起来两侧都有酒窝。

我向她打听了去卡萨布兰卡的路线,她说,在马拉喀什火车站,每个钟头都有前往卡萨布兰卡的列车;两个半小时的行程,订票要把目的地写成“Casa Voyageurs”(中文直译为“旅者之家”)。

当晚又是雷阵雨。因为是淡季,客栈老板慷慨地给了我一间套房,那宽敞的客厅里的阿拉伯吊灯,祭坛般庞大的嵌在雕花木板中的三联镜子让我不知所措。我旅行前想了很久要穿戴的衣物,我原先准备参照《英国病人》里凯瑟琳在撒哈拉和在开罗的装束,白色的丝绸衬衣配卡其裤,两件过膝长裙;后来行李装了一堆做瑜伽的衣物(毕竟有一周都在“瑜伽静修假日”),加上阅读了一些旅行建议,说去穆斯林国家还是穿得低调些好,最终挑拣了几件T恤、薄毛衣和牛仔裤。白天买了两件当地裁缝做的阔袖长袍,衣料非常漂亮;此刻觉得后悔,因为想不出来任何穿着的场合;在镜子前试了试,忽然发觉那长袍似乎就是为了搭配这充满法国殖民色彩的北非庭院、这间满是阿拉伯装饰的屋子而设计的。我便蜷在这袍子里,听着雨声潺潺里的春雷,重看了一遍1942年电影《卡萨布兰卡》。

我母亲从前教英文,她向来是个很有小资情调的女人;我小时候跟着她看了许多原版电影,诸如《飘》(1939)、《魂断蓝桥》(1940);《卡萨布兰卡》是其中之一。现在想来,这些故事都无一例外的惨烈。而我孩童时期,对悲壮而浓郁的故事充满了好奇心,我偏爱苏联文学,我的启蒙读物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青年近卫军》;我又尤其对那些白桦林间的沼泽、行刑前的告白印象深刻;这些作品中的“爱”总是同革命、阶级、牺牲严丝密合地环扣着,那些理智与情感的冲突、苦难中的柔情、诗意化的死亡和个体牺牲升华为集体信仰的象征,让一个在平凡小镇里生活的孩子感受到海浪般汹涌的张力。《卡萨布兰卡》于我而言,是属于这一流派的。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记得英格丽.褒曼那双泪水盈盈的眼睛,便是它的革命情怀,它要说“为了反法西斯、为了更大的善(for the better good),我宁愿让我的爱人离开”。而我如今已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除却又咀嚼了一遍“革命情怀”,倒是看懂了里面的小情小爱。它奇妙地给王家卫的《花样年华》里“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的命题,两个时空错落的特解。

清晨火车的头等舱零零星星地坐着行李轻便的讲法语的人,不像是散客,倒是像去卡萨布兰卡商旅或探亲、且在马拉喀什长住的欧洲人。两个半小时没有网络,火车朝着大西洋海岸开,两侧是荒漠,远处是阿特拉斯绵延的、雪顶的山脉。是手写信件和日志的时候:

“在决定出发的头一天晚上,我准备在地图上标记《卡萨布兰卡》中瑞克的美式咖啡馆(Rick’s Café Américain),还有几处可以去踩点的名胜,于是搜索一下电影中的地标——不查则已,一查大惊失色——《卡萨布兰卡》根本不是在摩洛哥拍摄的,而是全程在美国好莱坞的华纳兄弟公司的摄影棚里拍摄的。虽然满心期待地扑了个空,还是决定去看看。”

“上周五在露天做阴瑜伽,天空那样清澈,有鹰在盘旋。庄园的主人种了一小丛竹林,风穿林而过,那声音让我十分感伤。我心里忽然浮现出一个问题,我闭上眼睛,对自己呢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请让我在草地上看见一朵花吧’,我睁开眼睛,在十一点的方向,看见了一朵淡黄色的野花。我把它摘了下来,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我们八月见》的中文译文仅有五万字,一个下午就读完了;那个小说写得很刻薄,不像是耄耋之年的老男人的作品。我会把这只压干的花同这封短信邮寄给你。但我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送达,我还没有买邮票,对这里的邮政系统一无所知。祝你安好。”

卡萨布兰卡的第一印象是摩登都市。那个叫做“旅者之家”的火车站修得很漂亮,天花板纹刻繁复的阿拉伯几何图样。出了站台,便看见整洁的街道、挺拔的棕榈树和非常新款的有轨电车。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处建在大西洋边上的巨大的“哈桑二世清真寺”。然而越往城市深处走,城市的景观便陈旧衰败起来。建筑都高大而有着殖民时期的风格,几乎所有的平层都有诸如博洛尼亚的拱廊(Portico)那样荫蔽的通道;这天晴雨不定,毕竟大西洋的海岸仅数步之遥;拱廊倒是让人省却了带雨伞的烦恼。在卡萨布兰卡古城附近,景致更是让人迷惑,巴黎银行雪白的宫殿一般的楼宇荫衬着凯越摄政酒店的别墅群和棕榈树,法国兴业银行巧克力包装盒般漂亮的府邸同颓坯的红色古城两相对望,联合国广场上的宣礼塔样式的钟楼旁有许多地摊,蔬菜、死鱼和轻工业舶来品凌乱地胪列在路边。与其说是古城,不说是个贫民窟,那片硕大的红夯土城中村比马拉喀什的古城更肮脏混乱,也丝毫不如马拉喀什的古城的气韵。

我匆匆从古城里钻出来,绕道沿着海边走。由于没有网络,我目测谷歌离线地图从火车站到清真寺的距离不过两三公里,此时惊觉已步行近十公里,据目的地还有三分之的路途;又已接近正午,阵雨之后的日色毒辣又潮湿,我人已经打蔫了,哪有心思去揣摩回映《卡萨布兰卡》。好在路过一片有树荫的小花园,边上正好又有一家邮局,我小坐了一会儿便进去买邮票。邮局柜姐是个标致的北非美人,骨架小而丰满,蜜色的肌肤,嘴唇厚得刚刚好,让人看得清那细密的褶皱如同玫瑰花瓣上的毛细血管,她的眼睛是松脂的颜色,眉毛和发色一如浓缩咖啡。我向她要了十张邮票,她说:“我们支行没有国际邮票,我可以给你邮寄国内的邮票,贴足三张就能出海了。”

清真寺最终是走到,没有什么旅客,不是穆斯林的游人也不得进入。日色下一片灰黄,大西洋的海浪带着一种“催人离开”的狠劲,惊涛的音色迅猛而决绝。我的右脸原本就有一块晒伤,如此走了十来公里,此刻看着绝情的海、肃穆而陌生的清真寺、海雾远处的灯塔,只觉得讨了个没趣。倘使《卡萨布兰卡》在此拍摄,伊尔莎汗流浃背地在烈日下暴走到海边的清真寺,她多半要对维克多一阵暴力输出,晚上到她前男友瑞克的咖啡馆打听足底按摩哪家好,吃一打牡蛎、两瓶葡萄酒,想起在巴黎的大好生活边哭边嚷:“这他妈是什么个鬼地方哇,老哥赶紧地把船票机票通行证给我,我可不管小王小李走不走,我是走定咧。”瑞克的台词不用变太多,他说道:“全世界那么多咖啡馆,你咋滴偏偏来我这,见了个鬼了。”

我在傍晚乘火车回马拉喀什。车厢对面坐着一位戴头巾的太太,她戴着眼镜,她对我微笑,七点过六分她把手覆在那只粗制滥造地印着“YSL”的肩包上,开始虔诚地做祷告,此后又在乘务员推来的餐车上买了两粒糖渍红枣和一杯速溶咖啡。窗外已经黑暗下去,铁路两侧的灯像星星一样整齐地排列、延伸。在我头上盘旋的神灵,我这个异乡人、异教徒,请求你保佑她。我继续在火车上写字:

“瑞克把通行证留给伊尔莎和维克多,让他们逃往美国,瑞克留在了北非,电影戛然而止。那么后来呢?伊尔莎幸福吗?她永远不会的。倘若她是个怯弱的女人,她会活在巴黎的旧梦里,她会像白流苏那样渴望一座城池的倾覆来成全她的爱情,她的理想主义让她不屑于肤浅平庸的浪漫,她在战后的平凡的贫瘠的生活里会被这些泡沫般的幻影撕裂成粉齑;倘若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她会离婚,她会重新找到瑞克,然后意识到‘这不是从前,亦不如从前’,她会像英格丽.褒曼那样活在‘结婚——婚外情——离婚’的闭环中。此番评论中的‘怯弱’和‘勇敢’是可以根据你的价值观互换的。”

回到马拉喀什的火车站,我的钢笔耗尽了墨水,预约的出租车也放了我的鸽子,我只好步行回古城。月色很美,想想在卡萨布兰卡的一日游,似乎历览了一袭破草席上镶嵌着的旧银和珠宝,猫眼石同你对视时有片刻的流光,它折射出阿拉伯王朝和旧欧洲的盛极和衰亡。古城晚上九点、十点还是灯火通明,那些店铺的白炽灯让我想起重庆夜晚的水果店,那么明亮、又在墙上装满了镜子,那光线刺剌剌把那一龛龛门店笼罩在银光里。阵雨和烈日交错了一整天,我走得失魂落魄,但是心底是藻荇交横的澄澈。

2025年3月28日 1:47 赫尔辛基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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